土地所有者不同，并不改变土地供应垄断的根本属性。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减速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因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主要集中在沿 海地区，而内地，也就是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其实受到全球危机影响的程度并不大。沿海的超高速增长最终带来了支撑增长条件的快速变化，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最终发生了 变化。

沿海出口经济亟待转型在沿海地区中，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是在广东和福建地区，所有的特区也都是在广东和福建。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经济总量变得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从正常的发展规律 来讲，的确应该是贸易占GDP 的比重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会逐渐回落，从现在出口占GDP的40%逐步地下调到30%以下。最后我想说一句话，中国过去的成功被总结为中国模式，但我一直说，如果存在着中国模式，那么中国的模式就是不止一个模式。这跟邓小平关于部分地区先行一步的思路有很大关系。江浙沪三个地区的出口占了40 %，广东的出口占了30%，渤海湾占了17%左右。

中西部将成中国增长新引擎增长引擎从沿海向内地的转移是过去5-6年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现象，它表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战略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它是符合了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这样一个发展经济学的非常重要的理论的。因此，能否顺利重启改革的关键在于两点：（1）三中全会究竟提出什么样的改革方案。

过去十年的改革迟滞，以及问了一句IPO不审行不行就出师未捷的郭树清新政、高举轻放的温州金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只搞审批不搞改革的发改委，无不在时刻提醒着我们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力量。由于过去十年改革进展迟滞，中国经济在粗放的增长模式中越陷越深，社会矛盾迅速积累：水污染、空气污染不堪忍受，甚至逃离北京正在成为一个严肃的微博话题。（4）做实个人社保账户。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the worst decade）。

货币严重超发，房价泡沫酝酿巨大的金融风险。上述系列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二，在市场经济迅速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及时退出的政府权力，充分品尝到了权力所带来的利益和快感。即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被普遍认为将正式提出总体改革方案和路线图。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

这样的期待不难理解：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腐败趋于失控，房叔、表叔、裸官此起彼伏，贪腐金额不断刷新。于是，在利益的裹挟之下，政府权力无序膨胀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忍受的程度（李剑阁语）。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现实：改革是复杂的利益博弈。

过去10年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但对重启改革的前景，社会各界依然不乏顾虑。

） 进入专题： 改革 。正如李克强所言：不改革，要承担历史责任。

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帕雷托改进（有人受益、无人受损），今天的改革则是重新切蛋糕、割肉（汪洋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即使按照官方数据也已经接近0.5的危险水平。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但是，官僚体系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相互妥协，大家争做好好先生。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改革的迫切性和不改革的危险性。下半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能令人感到鼓舞的改革方案，是重启改革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新一届领导要想确保三中全会提出实质性改革方案，应该：（1）组建专门的工作班子，在中央主要领导直接参与下制定改革方案，以突破部门利益的屏障，领导要亲自抓改革。（2）方案能否得到真正的执行。

虽然第二点难度更大，但第一点显然是推进实质性改革改革的必要条件。遗憾的是，回望过去十年，2003年中央决议提出的顶层设计，有的目标没有得到落实（例如铁道改革、政企分开），有的目标虽然提出了方案但却难以执行下去（例如旨在打破行政垄断的促进非公经济发展36条、新36条），有的还出现了倒退（例如房地产等一些领域的国进民退、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发改委等部委审批职能的强化）。

如果做到以上几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完全有可能在以下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1）打破央企垄断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北大学者张维迎也认为：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the best decade)。因此，能否顺利重启改革的关键在于两点：（1）三中全会究竟提出什么样的改革方案。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货币严重超发，房价泡沫酝酿巨大的金融风险。

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帕雷托改进（有人受益、无人受损），今天的改革则是重新切蛋糕、割肉（汪洋语）。正如李克强所言：不改革，要承担历史责任。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步入深水区的改革进行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包括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遗憾的是，回望过去十年，2003年中央决议提出的顶层设计，有的目标没有得到落实（例如铁道改革、政企分开），有的目标虽然提出了方案但却难以执行下去（例如旨在打破行政垄断的促进非公经济发展36条、新36条），有的还出现了倒退（例如房地产等一些领域的国进民退、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发改委等部委审批职能的强化）。

上述系列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4）做实个人社保账户。

由于过去十年改革进展迟滞，中国经济在粗放的增长模式中越陷越深，社会矛盾迅速积累：水污染、空气污染不堪忍受，甚至逃离北京正在成为一个严肃的微博话题。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但对重启改革的前景，社会各界依然不乏顾虑。第二，在市场经济迅速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及时退出的政府权力，充分品尝到了权力所带来的利益和快感。

过去十年的改革迟滞，以及问了一句IPO不审行不行就出师未捷的郭树清新政、高举轻放的温州金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只搞审批不搞改革的发改委，无不在时刻提醒着我们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改革的迫切性和不改革的危险性。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终结了重庆唱红打黑引发的路线之争，重申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改革要有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样的期待不难理解：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

（9）允许民资开办银行。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the worst decade）。